1940年
１月 为了驳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叫嚣，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在这之前，他还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重要理论著作。这些著作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说明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两者要衔接起来；批判了混淆两个革命阶段任务的“毕其功于一役”的观点和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谬论；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质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总结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战胜敌人的主要法宝；进一步阐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这些著作表明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相应的一整套具体政策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１月２８日 中共中央电示项英、山东分局、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等，指出只有广泛发展革命武装力量以与全国工作相配合，才能制止投降和反共，才能巩固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而现时能够发展武装的地区，主要的只有山东和华中，集中一切力量为发展武装和建立根据地而斗争，乃是你们最主要的任务。
２月１０日 中共中央军委依据毛泽东在１９３９年春对陕甘宁边区提出的“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方针，向全军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依不同情况开展生产运动，做到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
２月２３日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在G9DF7江县（今吉林省靖宇县）境内战斗中壮烈牺牲。日军为稳定东北这块侵略基地，对抗联进行疯狂的“讨伐”，加紧实施“治安肃正”计划，使已经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东北抗日联军处境更为困难，但他们仍英勇地坚持分散的游击战争。
３月６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指出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指示规定，在政权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应各占三分之一，实行“三三制”。这种规定是为了保证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同时广泛地团结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进一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以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３月１１日 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报告总结抗战以来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针对当时党内出现的“左”的倾向，全面论述共产党必须坚持对国民党实行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深刻地阐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和在同顽固派的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４月和７月 根据《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动员各民族团结抗日的方针，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先后拟定《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并经中央书记处批准。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少数民族工作的指导文件。抗战以来，各地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各民族一律平等和团结抗日的民族政策，动员和组织各族人民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发展了大量少数民族的抗日武装。共产党员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战功卓著。蒙古族、回族、满族、朝鲜族、壮族、黎族、苗族、瑶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都作出了贡献。
４月１１日－２６日 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山西省黎城召开太行、太岳、冀南等抗日根据地领导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称黎城会议）。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和华北敌后的形势，提出巩固根据地的建党、建军、建政三大任务。
５月４日 中共中央向东南局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指出：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要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应不受国民党的限制，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和根据地；在国民党顽固派坚持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作为投降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只有坚持在对顽固派的斗争中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才能巩固和扩大进步势力，争取中间派，应付突然事变，达到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目的。
５月３１日 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到延安，慰劳陕甘宁边区抗战军民。７月，陈嘉庚在重庆作了《西北之观感》的演讲，讲述陕甘宁边区人民积极抗日，实现民主化的情况。早在１９３８年１０月，陈嘉庚在新加坡发起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他被选为总会主席。南侨总会积极进行筹款、宣传抵制日货及动员华侨司机和技术工人回国服务，开展华侨的抗日爱国运动。陈嘉庚等人归国视察回新加坡后，领导南侨总会坚持民主和抗战，反对投降和独裁，进一步推动南洋抗日爱国运动的发展。
６月 为支援华中，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三四四旅和新编第二旅等部，由冀鲁豫边区南下进入豫皖苏边区与在这个地区活动的新四军会合，并组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原在平西建立的第四纵队番号已取消），八月组编第五纵队。第四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坚持豫皖苏边区斗争。第五纵队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执行东进任务，与中共地方党组织共同开辟苏北淮海区抗日根据地。
７月７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再次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克服投降危险和战胜困难而斗争。三年来，由于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使人民革命力量得到很大发展。在敌后开辟了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和华南等解放区，拥有九千多万人口（包括两面负担的游击区）。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五十万人，抗击了在华日军的半数。共产党员由四万人发展到八十万人。
８月１５日、１９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中央关于扩大交朋友工作的指示》，指出“要让全党党员深刻认识，争取二百万友军的继续抗战，是今天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中心的工作。而扩大交朋友的方式，是今天友军工作最主要的方式”。指示重申，“我们的策略是要尽力团结一切可能抗日的力量，是要善于争取广大的中间力量，是只打击当前直接与我磨擦的少数最顽固的势力”。指示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应经常派人与当地友军联络，主动的、积极的亲近友军，疏通彼此间的关系，解释与消除一切不必要的误会，以虚心诚恳的态度交换工作经验”。
８月２０日 八路军在华北发动有105个团参加的“百团大战”。这次战役大小战斗1820余次，毙伤日伪军25800余人，俘虏大批伪军和日军，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0多公里，车站、桥梁、隧洞260多处，摧毁了大量敌堡和据点，严重地破坏了正太铁路和井陉煤矿。八路军伤亡17000多人，尤以第二阶段的几次攻坚战损失较大。这次战役给敌伪以很大打击，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军队的威望，对坚持抗战、遏制妥协投降暗流、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作用。百团大战后，日本侵略者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并对解放区实行“更大规模的报复作战”。
９月１０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指出：发展抗日文化运动，“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
９月１８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第一号），要求“全党同志应把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视为党的最重要的任务，认识抗日战争没有长期艰苦城市工作的配合，最后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为此，必须“彻底纠正忽视与放弃敌后城市工作的错误”，必须“消灭共产党与敌后大城市的隔离”。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敌后大城市工作的第二号通知，提出选拔从事敌后工作干部的条件。１０月２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华北敌后大城市工作的指示，推动华北敌后大城市工作的发展。
１０月初 国民党军韩德勤部向苏中黄桥新四军陈毅部进攻。新四军执行正确的统一战线方针，联络友军和开明绅士，坚持自卫原则，予来犯者以迎头痛击，歼灭韩部顽军一万一千余人，取得黄桥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１０月１０日，新四军陈毅所部与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在东台白驹镇会师，沟通了华北和华中的联系，完成了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
１０月１９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电报（即“皓电”），大肆造谣诬蔑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并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１１月９日，朱、彭、叶、项电复何、白（即“佳电”），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荒谬命令和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诬蔑，同时表示，为了顾全团结抗战的大局，可以将皖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１２月８日，何、白再次发出复朱、彭、叶、项电（即“齐电”），坚持无理要求，进一步作反共的舆论动员。
１２月２５日 中共中央发布《论政策》的党内指示。指示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左”的倾向，强调指出：“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指示批判了抗战以来党内的右倾和“左”倾思想。指出，现在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指示进一步阐述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特别指出对顽固势力和各个帝国主义都要进行具体分析，加以区别，在区别的基础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并重申“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根据这些原则，指示全面说明了党关于政权组织、劳动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锄奸政策、人民权利、经济政策、文化教育、军事政策等各项具体政策。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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